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，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。这是从中长期角度来说的。从统筹当前与长远的系统观念出发，当前的首要任务应是稳增长，为高质量发展这一中长期的首要任务提供基础和支撑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， 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，“需求收缩、供给冲击、预期转弱”三重压力仍然较大，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加深，要求突出做好稳增长、稳就业、稳物价工作，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。人们常说，形势比人强，这意味着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已经把稳增长放到了各项任务的首位。

一、要使高质量发展转化为一定的经济增速

高质量发展必须以一定的增长速度为载体。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，高质量发展就难以呈现。202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，更好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。如何理解质的提升和量的增长之间的关系？其实，两者是一个有机整体，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，质的有效提升最终都会通过量的合理增长来体现。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，高质量就是高附加值，有了更高的附加值，自然就有更高的增长速度。从发展阶段来看，高质量总是边际递减的，体现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增速上也会边际递减。在经济起飞阶段，高速度，不一定有高质量；但高质量，一定有高附加值，否则，高质量就是虚的、空的或者说是假的。有了更高的附加值，表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，就会在经济增长速度上呈现出来。所谓“只要有高质量，速度可以低一点”“追求高质量发展，就不应讲速度”的看法是一种糊涂认识，显然是把质量和速度割裂开来了。

我们要促进高质量发展，毫无疑问要使高质量转化为一定的经济增速。从当前形势看，经济复苏的动力、促进质量提升的动能明显不足，稳住经济的难度在加大。很多指标其实已经显示出这一点。从11月份的指标来看，PMI、投资、消费、进出口都不太乐观。企业的经营状况、盈利亏损等财务指标，还有就业、收入等指标变化，都告诉我们形势不容乐观。当前经济的内生动力明显不足，其原因非常复杂，既有疫情反复的影响，也有国际因素的影响，特别是美国的货币政策收紧、大幅度加息，引发了全球资本市场的不稳定。世界经济面临衰退的风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作为第二大经济体，不可避免会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。上述因素相互叠加，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，导致整个社会的公共风险水平上升，也带来了市场主体无回报成本的攀升，以及对未来前景看不清、预期模糊，也就是2021年下半年以来预期转弱、需求收缩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的原因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经济行为、经济活动普遍呈现收缩的态势，经济增长面临长期下行的压力。这就需要把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。

二、在多任务、多目标的条件下要抓住主要矛盾

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，特别在多任务、多目标的条件下，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。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？从风险的角度去观察、分析和判断，我认为风险挑战最大的问题就是主要矛盾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六个“更好统筹”，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，也是做好“六个统筹”的基本方法。平铺直叙、等量齐观，没有主次轻重缓急，是无法实现“统筹”的。

风险挑战表现在方方面面，比如疫情演化不确定性的挑战，经济下行压力的挑战，还有安全方面的挑战，等等。在诸多风险挑战中，哪一个是最主要的呢？中央明确提出“疫情要防住，经济要稳住，发展要安全”的要求，我们可以概括为“三要”。其实，这“三要”体现了当前主要的风险挑战，但是在这“三要”里，也是有主次的，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认识。

疫情的风险、经济的风险、安全的风险是一个整体。无论从理论逻辑，还是从实践逻辑来分析，疫情风险、经济风险、安全风险都不是独立存在的风险，它们是相互影响的。所以，我们应当从整体上准确把握这三个方面的任务和要求，不能把它们拆分开来一个一个地去看待，更不能一个一个地去完成、实现。从整体来看，经济是基础，所以经济风险是所有风险中的基础性风险，对疫情防控和发展安全都起着决定性作用。这不仅体现在国内，也体现在国际上。从这一点来看，怎么样稳住经济，是当前的主要矛盾，也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枢纽。经济稳住了，就为疫情防控、产业安全提供了基础和支撑。

从国际上看，如果我国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，有可能动摇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信心。自2020年疫情以来，中国经济整体上表现不错。但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，国际上有一些言论冒出来了，以前认为中国2030年之前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是确定性事件，而现在像美国前财长萨默斯所言，“这种确定性变得有点不确定了”。还有一些经济学家、跨国公司和国际预测机构也开始有了类似的一些看法。如果中国经济增速不能保持在合理水平，有可能会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预期。这种预期一旦发生变化，对贸易、投资、国际合作、产业链安全都会带来深刻影响，因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基于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的。所以，如何使经济保持在合理的增长区间，在当前来看，是稳国内预期、稳国际预期的一个前提条件，也是避免“预期弱化—行为收缩”形成负反馈的前置条件。从这一点来看，稳住经济成为了当前的主要任务。或者说，经济下滑、内生动力不足，已经成为我们当前面临的最大风险挑战。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，解决其他矛盾就有了条件。

既然经济风险成为主要的风险挑战，就意味着当前面临多任务、多目标的条件下，应当有一个新的工作方法：如何排序。稳中求进是总基调，也是一个重要的方法。要真正实现稳中求进，多任务、多目标排序的方法不可缺少，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，各自为政、齐头并进。这就需要科学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谋划，需要明确清晰的调控信号，笼统的“既要、又要、还要”可能导致预期紊乱和行为无序。在当前形势下，稳增长应当成为2023年的主要任务，要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。无论从长期还是从短期来观察，实际上都已经提出了这种要求。从短期应急的角度来看，如果经济稳不住，各方面的风险都会衍生出来，包括国际预期的风险、产业安全的风险也会由此衍生。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风险变化？难以预料。从长期来看，发展是第一要务，保持合理增速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；要实现建成现代化强国的“两步走”战略目标，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速来支撑。而且要充分预计到，越往后，经济增长越困难；难以设想：当前速度低一点，以后再追回来。这就是说，面对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，应当把经济方面的风险挑战放到首位。

三、促进经济复苏稳增长，需要高度重视

非经济因素和体制的影响

当前关于如何稳住经济，有各种各样的思路和观点，学界、社会各界提出了许多看法。有注重投资的，有强调消费的，也有重视外贸外资的，诸如此类五花八门。我认为，在当前要高度重视非经济因素的影响，仅仅从经济来谈经济恐怕很难稳住经济。社会是一个整体，经济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，而是嵌入社会大系统当中的。从这一点来看，经济系统运行的状态是受社会大环境影响的。

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程度，在不同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。改革开放初期，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是影响最大的非经济因素，探索了14年，直到1992年才转变思想观念和传统意识形态，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，从此开启了市场化改革和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。随着我国进入新时代、新发展阶段，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，比如说农民的市民化，也就是城市化。还有社会领域的改革，涉及教科文卫体、社会保障等等。二十大报告之所以把教育、科技、人才单独作为一个部分凸显出来，其实已经认识到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，已经成为基础性和支撑性因素。教育、科技和人才都是与社会体制紧密关联的。计划经济体制被市场化改革所突破，但当时的计划体制并非仅仅在经济领域，而是覆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，在“计划经济”的基础上形成的“计划社会”体制至今都没有被突破。市场经济与传统的“计划社会”体制已经越来越不能兼容了。不言而喻，要稳住经济，提升发展质量，必须从社会转型入手，加快社会化改革。这对当前稳住宏观经济大盘，从长远释放结构性潜力，是至关重要的。

还有一个非经济的影响因素就是预期。预期是一种集体的社会心理对方向、前途和未来看法的期待和预判。预期难以计量，甚至难以言说，但会改变大家的行为，包括经济行为。预期转弱没有得到根本扭转，意味着对未来前景的看法偏于悲观，这会导致行为收缩。在行为收缩条件下，任何政策刺激都会失效。当前来看，要扭转预期转弱的态势，重心应当放在民资、民企方面。怎么样让民资、民企形成一个稳定预期，在当前及今后都是一个事关我国命运的大事。在我国的经济体量中，民资、民企有一个“56789”的说法，意味着从经济增长、从就业、从财政收入、从研发创新、从国际竞争力等等方面来看，民资、民企的作用都举足轻重。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，特别指出要“壮大”，在过去这种提法不多见。在当前形势下怎么样释放出更强的持续信号，让民资、民企更有长期信心。只有民资、民企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，大家创新、创业的积极性都起来了，而不是躺平，就业不再往体制内“挤”，稳住经济就有了基础，财政政策、货币政策等方面的效果自然也就会呈现出来。

政府政策的有效性既取决于政策本身，决策是不是科学、传导机制是不是畅通；更决定于社会各界可持续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。有了持续不断的积极性、主动性，再加上创造性，政府的政策自然就会有更大的效果，能产生一种乘数效应。所以，如何稳预期，尤其是稳民资、民企的预期，应当是当前应对各种风险挑战、稳住宏观经济大盘的一个关键着力点。怎么释放出更强、更清晰和不被干扰的可持久的信号，是改善预期的基本途径和方法。简单重复过去的话语，不足以扭转已经很弱的预期。